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、中国-东盟自贸区官方联合专家组成员张蕴岭

    记者：能否谈谈中国-东盟自贸区建设历程以及建设自贸区对双方经贸的变化。

    张蕴岭：近年来，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，2002年，双边额只有547亿美元，2008年增加到2300多亿美元，是签署经济合作框架文件时的4倍多，中国已经成为多数东盟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。其实，贸易仅仅是中国东盟之间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，双方在投资、经济合作、次区域开发、旅游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。自贸区协议全面落实的意义在于，双方的经济在商品、服务、投资开放的环境下进行更大规模、更深刻的经济分工和经济优势互补，从而创造更为有利的共同发展环境。

    回顾一下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进程，有很多方面可以总结。

    首先，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如此之大的自由贸易区没有先例。所以，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谈判到底怎么开始。我们创建了“早期收获”方式，从开放东盟国家最关注的、最有可能、也是最可以使一些后发展国家获益的农业领域开始。现在，“早期收获”这个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，甚至用于WTO多哈回合，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和贡献。

    构建这样的自贸区，进行谈判也是没有现成的模式。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开展谈判。针对实际的情况，我们采取了三个非常务实的原则：一是分阶段进行，先易后难；二是区别对待，充分照顾到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；三是逐步提升，渐进发展，在实行过程中“不断加码”。分阶段是先谈货物贸易，再谈服务贸易，最后谈投资开放，因为服务开放牵扯到双方薄弱部门的安排，投资领域开放涉及到国民待遇等问题，难度大一些。这种方式后来被韩国、日本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采用，这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创新，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是有益的。

    记者：中国-东盟自贸区建成速度很快，必然会遇到一些新问题，您认为都会遇到哪些问题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？

    张蕴岭：在过去几年，中国－东盟之间的贸易实现了高速的增长，其中，零部件、半成品的交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，这主要是在地区生产网络的架构下，受外部需求旺盛的拉动，中国的出口产业迅速扩张，从而对东盟的零部件、半成品工业产品的供应需求提高，从而形成了中国－东盟之间的一种互动链条。

    然而，应该看到，我们现在面临着新的形势，新的挑战，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。东亚多数国家采取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，靠吸引外部资金、技术，发展出口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。多年来，外部市场需求的扩张，其中主要是美国需求的扩张，主要靠信贷扩展的拉动，这种建立在虚拟信贷扩张基础上的需求动力因金融危机而消退。在后金融危机时代，美国不能再恢复原有的模式，必须进行大的结构调整：收缩信贷，增加储蓄，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。因此，外部市场对中国、东盟商品的需求会呈现萎缩的趋势。

    在此情况下，中国、东盟经济面临三重挑战：一是消化吸收以出口导向为基础多年扩张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；二是创建持续增长的内需动力，形成新的内生经济拉动能力；三是改变以往重生产，轻消费的畸形发展模式，以民为本，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。这方面的调整，一方面主要通过各国本身的经济社会政策调整和转型来实现，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进行。这就为中国－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提出新的目标和任务。

    应该说，传统的自贸区功能主要是推动市场的开放，通过开放实现商品、服务、资本技术的流动，而达到实现生产要素合理分配，通过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。在以往的区域生产网络架构中，自贸区建设会进一步扩大生产网络的现有规模，增强现有模式存在和扩张的合理性。如今，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，原有的自贸区目标设计和实现途径都必须进行调整。也就是说，中国－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必须服务于新的经济调整和发展目标。

    服务于新目标，我看要着重于两个方面的努力：一是进一步推进便利化。对自贸区来说，降低关税、开放服务和投资市场仅仅是最基础的方面，要真正实现互联互通，还是要在便利化上下真功夫。便利化既包括商品贸易，也包括服务投资，既包括硬件，也包括软件。

    服务于新目标，中国－东盟之间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进行更好的对话、协商与合作，在改变以生产为中心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方面，在发展节能、减排新产业部门，推进新生活模式等方面作出切实可行的努力。

    从这些角度来看，我们需要对中国－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启动有一个新的认识，新的定位，那种只盯着增加双方之间贸易额的狭义市场观应该加以改变。就象我们当年开创发展中国家自贸区新的方式一样，中国-东盟才可以创造出新的奇迹，为世界新的发展道路闯出一片新天地。